个人的法地位由客观法所具体塑造，个人主观公权的存立依赖于客观法，一直是公权理论的一般性结论，而如何区分主观权利与反射利益也一直是公权理论中的恒久命题。

法院认为：退学处理决定涉及原告的受教育权利，为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从正当程序原则出发，被告应将此决定向当事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如在施桂英诉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措施案中，法院确认强制搬迁违法的主要理由是，实施强制搬迁时，执行人未通知被执行人到场。

这种取舍受制于地域法治状况发展的历史因素和地域法治环境的空间因素。判例3. 寿光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诉寿光市人民政府、潍坊市人民政府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案。在判例2中，从《行政许可法》第7条规定看，实施行政许可不能解释为仅限于行政许可决定的作出，还应当包括行政许可的撤销、撤回、变更、注销等决定。然而，因违反法定程序作为撤销判决情形之一，必然会带出违反法定程序与该款第2项的程序轻微违法之间如何区分的问题。对于后一个问题，因它是《行政诉讼法》（2014）之后产生的新问题，故本文重点是对该既有研究成果的整理与评述。

这里重点分析《行政诉讼法》（2014）添加的程序轻微违法和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两个新概念，并从体系解释上厘清与违反法定程序之间的关系。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在无法邮寄送达和直接送达的情况下，并未按照上述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规定，进行留置送达或公告送达，应认定被告未依法送达行政复议有关文书，致使被告在未听取直接利害关系人鲁信公司意见的情况下即作出对其有重大不利的行政复议决定，违背程序正当原则，构成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在美国，一些司法管辖区通过向经常性的民事行为征税筹资，一些司法管辖区通过对特定的服务征税来筹集资金，一些司法管辖区将保释金、没收的贩毒款、刑事和行政的罚款充作法律援助资金来源。

一些特定的协会、尤其是法律援助对象较多的协会团体，如工会、消费者协会等协会，会向法律援助机构捐助一定资金，专门用于本行业或本协会成员的法律援助。根据本条例，一个人的配偶的资源应被视为该人自己的资源，对于未成年人、学生和其他特殊案件还可以考虑其他人的资源。由此，地市和县级财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及法律援助机构是无权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的。负责法律援助档案、资料的管理。

4.《专家建议稿》建议另行增设第三章法律援助服务提供者，对法律援助服务人员作出系统规定。1996年，四川省组建成立全国首家省级法律援助机构一四川省法律援助中心。

但对比增加与需求，经费保障力度仍不够，办案经费明显偏少，办案补贴也明显不足，加剧了两者的矛盾。监管与实施的职责划分不明，管理效率低。各地法律援助机构除担负法律援助的管理工作之外，还直接提供法律援助的服务。另行成立的法律援助工作司被赋予了监管职责，但法律援助中心的历史问题被搁置，必然与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及地方法律援助中心，共同负责法律援助管理工作，由此形成了二元制机构设置格局。

《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五章对监督管理作出了规定，第34条规定了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管职责、监管事项并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对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的情况进行质量考评工作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第35条规定了对社会组织的监管，第36条规定了信息管理系统，第37条规定了司法监督，第38条规定了社会监督第39条规定了财政审计监督。对于普通案件确立旁听比例，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每年必须按比例旁听案件，随时掌握援助案件的发展情况，对于重大、疑难、复杂和群体案件等必须进行听审：规范案卷归档，建立一整套对案卷归档的制度，作为过程控制结果的文件，便于监督抽查。应该说，这些做法对修改和完善我国《法律援助条例》中的经济困难标准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也要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信用体系等因素，实事求是地作出规定。二是经济困难标准过于严苛。

将法律援助监管工作视为一项行政职能，符合国内外的一贯做法。国际社会与部分国家的法律援助监管制度各有差异，对当前的法律援助立法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依法拓展政府间接拨款，进一步充实法律援助经费。同时，服务机构在实施法律援助中，主要承担业务实施、办理等功能，积极发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的优势，发挥行业引导作用，实现案件办理的最佳效果，还通过提出立法、司法建议等方式推动法律政策改革。

法律服务市场的购买双方是平等主体，法律服务价格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由于未能预先规划好我国法律援助的组织管理体制，因而，随着法律援助工作量的增加，组织管理体制的深层次问题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暴露，已经成为阻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制度瓶颈，《法律援助法》应当通盘予以解决。应当区分管理岗位与服务岗位，管理人员应当尽职履行管理职责，不应利用优势参与办案、赚取办案补贴。法律援助人员不得煽动、教唆当事人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扰乱社会秩序的言论。（4）经费的管理与使用缺乏明确规则，监督机制不力。因此，政府如何制定衡量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尤为关键，既决定了可以享受法律援助权利的对象，也影响了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投入。

申请人持有人民政府部门发放的社会救济、救助等贫困证明的，应当视为经济困难。人才队伍建设 法律援助事业需要由律师等人才队伍具体承接和实施。

最低工资标准也是评价申请者经济情况的重要指标，为经济困难提供了直观的标准。《俄罗斯联邦无偿法律援助法》第1条、第2条规定，俄罗斯联邦公民，有权依法获得无偿法律援助。

（3）广东省提升服务质量，主动参与政府主导的维权机制。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中，为自愿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对检察机关定罪量刑建议提出意见，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应当有值班律师在场。

三是明确了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援助中心是指导、监督关系。《联合国关于在刑事司法系统中获得法律援助机会的原则和准则》（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12）将提供法律援助的个人称作为法律援助服务人员，把提供法律援助的组织称为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经济条件的审查，应考察所有的总资产这一基础，以及收入和支出的整体情况暨现实流动资产实力，还有固定资产的变现的可能性。对胜诉后执行的可行性、案件结果的利益微小性、案件处理的简单性等进行审查。

第二，受援人交纳的分担费用。综合性，是对立法科学性的要求。

如果政府直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应当保持行政属性与中立性，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不允许从办案获取任何利益。有些国家要求获得法律援助和申请法律援助的人缴纳费用，如新西兰在申请法律援助时要交纳申请费50新元（可免除）。

5.费用分担制度的立法取舍。相应地，建设一支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援助人才队伍，是拉动法律援助制度深入发展的马车之一。

（四）立法建言 经费保障的立法，无疑是最复杂且争议不止的内容之一。对于经济实力的衡量问题，世界各国及地区的指标存在很大的差别，如香港的可动用资产或可动用收入、瑞士的经济收入、德国的可支配收入、南非的可计算收入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在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法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应当为辩护费用提供充足的专项资金，这些费用包括：相关案卷和文件的复印费、收集证据费，与专家证人、法医专家和社会工作者有关的费用以及旅行费用。

在法律援助的类型中，刑事法律援助原则应当成为基础的内容，也应当继续成为我国今后法律援助的工作重心，但并不意味着挤压民事、行政法律援助的生存空间。这些都是此次立法评估、审议时可以着重考虑的地方。

五是政府财政有可能保障法律援助经费。法律援助经费的严重不足，往往导致援助律师办案的积极性和质量不高，甚至出现无人愿意办案的情况。

向外国国民提供法律援助应当遵循《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及其他可适用的双边条约的要求。但实际情况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法律援助整体办案质量及其保障机制堪忧。